执法者说

以协调之能破协同之困

作者：王谦谦

作者单位：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

　　《条例》第十三条关于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协调处理执法争议的规定，蕴含着破解跨区域、跨部门执法协同困境的制度匠心。 　　

　　以某跨省非法倾倒危废案为例，某市接举报，发现疑似来自邻省A市的危险废物被非法倾倒在辖区内。本市生态环境部门立即介入调查，但追溯废物来源、确定产废企业需要A市协查。然而，发函请求协查后，A市受限于种种原因，响应迟缓、配合有限。同时，案件涉及运输环节，可能还牵涉交通运输部门。由于缺乏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居中协调方，案件陷入僵局，最终只能对现场倾倒行为进行处罚，无法实现对上游产废企业和非法运输环节的精准、完整打击。 　　

　　上述案例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在于：面对跨区域、跨领域的执法争议或协作需求，现有机制主要依赖部门间的“软协商”（如发函、开会），缺乏一个权威、中立、有程序保障的“硬协调”主体和机制。而《条例》第十三条正是针对此痛点的制度性回应，其确立了权威的协调主体，设定了刚性的协调程序，精准覆盖了核心争议类型。 　　

　　笔者认为，对于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而言，《条例》第十三条影响深远。首先，为“全链条、跨区域”打击生态环境违法乃至犯罪提供机制保障。其次，推动形成部门间常态化执法合力。监督机构的协调，有助于厘清模糊地带，建立信息共享、线索互送、联合检查的常态化机制，变“各自为战”为“协同作战”。最后，提升生态环境执法的规范性与公信力。通过权威协调解决争议，减少了执法机关因职责不清而产生的内耗和推诿，使得执法过程更加顺畅、决定更加权威，从而提升了法律执行的严肃性和政府的公信力。 　　

　　第十三条效能的充分发挥，有赖于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敢于并善于运用这一条款，在遇到协同障碍时主动寻求监督支持；更有赖于各级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切实履行法定职责，勇于协调、善于协调，将条文中的“可以”变为实践中的“作为”。期待这一条款能在固（危）废执法等领域率先落地生根。 　　

　　执法者说

稽查办法与《条例》形成呼应

作者：林曦

作者单位：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

　　笔者认为，2024年落地的《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稽查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稽查办法》）与《条例》形成了制度呼应。二者通过“顶层设计+领域实践”的协同架构，为破解执法不规范、监督碎片化等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，更为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执法提质增效奠定制度基础。 　　

　　具体而言，行政执法监督范围与稽查重点精准衔接，靶向治理“乱作为”。《条例》第十一条明确将“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”等7类情形纳入监督，与《稽查办法》聚焦的“现场执法规范性、案卷质量、移动执法系统管理”等重点形成互补。 　　

　　监督方式与稽查手段技术衔接，破解监督滞后难题。《条例》第十四条提出“日常+重点+专项”综合监督模式，与《稽查办法》“日常+专项+专案”稽查形成模式共振。值得关注的是，《条例》要求“提升执法监督信息一体化水平，归集行政执法行为信息，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快速预警执法问题，实现精准、高效、实时监督”，这与《稽查办法》的“非现场稽查”形成呼应，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监督网络。 　　

　　责任追究与稽查结果运用衔接，强化“硬约束”。《条例》明确将监督结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，与《稽查办法》“稽查结果与绩效考核挂钩”的要求形成制度合力。这种协同让监督不再是“纸上整改”。 　　

　　此外，以往基层执法中存在的“重处罚、轻整改”“重结果、轻程序”等问题，通过《条例》第十二条将“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”纳入监督，与《稽查办法》的案卷评查形成双重把关，推动执法质量系统性提升。 　　

　　笔者认为，对生态环境执法而言，《条例》的影响集中体现为“三个转变”。从单一领域监督向跨部门协同监督转变，生态环境部门可联合司法行政部门开展专项监督，破解多头监督衔接不足问题；从“事后追责”向“事前预防”转变，通过《条例》要求的“法律法规执行评估”，提前排查执法风险点，减少执法程序违法案件；从人工监督向智能预警转变，依托全国监督信息一体化建设，未来可对“异常检查频次”“畸轻畸重处罚”等问题自动预警，大幅提升监督精准度。 　　

　　在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保护新征程中，需以《条例》为遵循、以《稽查办法》为抓手，推动制度、实践、技术三重协同，才能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实保障。